小川洋子和黑暗之中的酷兒女性主義書寫 — — 身處香港的理論、教學及生成 (202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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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awa Yōko and the Queer Feminist Writer in Times of Darkness: Theory, Pedagogy, and Becoming in Hong Kong
演講人：丁恩宜 Grace En-Yi Ting 香港大學性別研究助理教授
主持人：鄭芳婷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引言
演講之前，我想先讓大家知道，我是怎麼學會中文的呢？小時候聽到的話主要都是「吃晚飯了」「去練鋼琴」「房間亂七八糟」之類的。我沒有一次上完一門中文課，來到香港之前，其實已經有十年多沒有認真看過多少中文。我重新開始讀中文是因為、就算廣東話學得很慢，如果中文上的障礙能縮小，我能用這個方式聆聽香港人的聲音。我的中文大部分沒有人教，除了這次在台北待四個月，我沒有長期在台灣人指的「中文語境」生活過。我的中文是用很多斷斷續續地方式摸索出來的，有時候透過日文學來的，一種不三不四的中文。
今天是我第一次用中文演講。演講大部分是別人先翻譯成中文的草稿，最後一段是我自己翻譯的，是我的課堂演講的一部分。別的部分，我看過了有許多批判，有些句子商量了很久，最終有差不多一半是我一句一句重新翻譯的。我當譯者的角色非常重要，因為我看得懂中文，我是原文的作者，內容我最清楚。但是沒有兩位的幫助我是絕對不會答應做今天的演講。她們沒有多少翻譯的經驗，知道我自己做過各種各樣日英的翻譯工作，對翻譯的要求嚴格，卻還是決定幫我挑戰。所以今天不只要對邀請我的鄭芳婷老師，台灣文學研究所的教授表示十分感謝，也必須衷心感謝新惠和Harmony支持我。翻譯的工作很細緻，很費力，卻常常被忽略到。特別是林新惠，是她修了很多語法等等的小問題，回答了許多雜七雜八的中文問題。整個稿是通過她的校正，整理好了風格和詞彙上的連貫才完成的。
演講的原文風格有時候很學術，但突然又會呈現親密感，富有詩意。我相信學者的言語也能帶有美麗，讓人動搖，感動人。我、Harmony、新惠很難在短時間之內用中文達到這個目標，希望大家聽了不會太辛苦。本來是打算用英文進行演講，認為把中文版當講義發給大家看就夠了。但是我也很想知道自己在中文裡能發出什麼樣的聲音，能如何跟他人產生新的連結，就算自己擁有的中文還在生成的過程，現在只是一些不足，不三不四的言語而已。
第一次用中文演講能談自己全心全意想談的話題，酷兒有色女性主義，日本文學，自己在學界裡身為少數群體的經驗，我很感激台灣大學的同事，譯者，學生，還有今天的聽眾。謝謝大家今天很有耐心聽我的中文。
在香港消失時期的教學
小說家小川洋子1994年出版的《祕密結晶》是一個關於小島的故事。島上的物件陸續消失，不只是它們的記憶，連用來命名它們的語言也都消失了。一旦甚麼東西消失，人們便把剩餘的痕跡一併燒毀，像鈴鐺、郵票、帽子、照片，還有雀鳥、玫瑰和綠豆。後來，平日載人們離開這小島的小船也被消滅。久而久之，小說也不見了，書在島上不同角落到處被燒毀。隨著故事進行，人也開始消失。保有記憶的島民會被記憶警察找出來帶走，而且到了故事結尾，所有人的身體都煙消雲散，接著是他們的聲音。故事的敘事者是一位女性小說家。她從島上消失前，努力地完成最後一本小說的手稿。
「說到底，在這島上寫作也真夠難。每次什麼東西消失了，言語也一樣隱退得越來越遙遠。」
「でもやっぱり、島で小説を書くのはとても難しいことです。消滅が起きるたび、どんどん言葉が遠くなってゆくようです」
在《祕密結晶》中，就連小說家也逃不過記憶和語言的消逝。她說：「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會失去記憶，就像我們所居住的小島永遠只能飄在空蕩的汪洋之上。」她的編輯R偏偏是其中一位不會失去記憶的島民，於是小說家把他藏在家裡的一個隱祕的房間內，之後R就鼓勵她繼續寫小說。小說家早有預感言語會全部滅絕:「每次什麼東西消失了，言語也一樣隱退得越來越遙遠。」
「我還小的時候 — — 怎麼說呢？ — — 整個島上好像充滿一種非常濃厚的空氣。可是隨著這個空氣開始削弱，出現破洞，我們自己的心也跟著削弱，變得更空虛。」
「私が小さい頃は、もっと、何と言うか、島全体にぎゅっと煮詰まったような空気が満ちておりました。でも、その空気の目が粗くなるにつれて、私たちの心もまた薄められてきました」
R擔心小說家和她的好友，一位老人，他們身上發生的變化。隨著他們的記憶被清除，R不斷提起消失的事物，以免他們的靈魂「枯萎」下去。老人反思自己的一生：「隨著這個空氣開始削弱，出現破洞，我們自己的心也跟著削弱，變得更空虛。」小說家則對R說，每當她發現自己認不出某些物件，總會感到不安和困惑，所以「只好燒了這些消失的東西，把它們放到河裡漂走，或埋進泥土裡。反正離自己越遠越好。」
2019年6月9日，香港經歷了第一場反送中運動，2019下半年，香港警察和示威者之間出現暴力衝突，其中不少在大學校園內發生。到了2020年6月，港府正式通過國安法。《祕密結晶》英文版在2019年出版的時候，引起香港文學界、學術界、以及在世界各地關心香港的人的強烈共鳴。任萃言(Sharon Yam)在2020年寫了分析小川小說的文章，其中以香港失去的社交媒體內容、書本和連儂牆等事物入題。她認為香港人與書中的島民不同，因為「香港人確實深深地理解記憶的重要性，特別是帶有集體創傷和失去的記憶。」可是，現在在香港很難想像集體記憶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這次事件反映的，不是一個遊行、一個活動的問題，我們都知道這是香港出了問題。問題的核心是，當香港的社運空間、公民社會、組織活動急速消失的時候，有超過十年歷史的香港同志遊行，可以如何“走”下去？」
金曄路 Lucetta Yip Lo Kam 〈當同志遊行變成彩虹市集〉（2021）
在這種情況下，講酷兒理論和女性主義又有何意義呢？酷兒研究學者金曄路(Lucetta Kam)問道：「當公民權利、遊行和反抗的聲音全被政治打壓，甚至牽涉嚴重的法律後果……我們還能開闢甚麼新出路？」女性主義學者何式凝(Petula Ho)和黎明(Minnie Li)則指出，女性主義在香港已經破滅，或徹底失敗。她們認為，某些女性主義者眼界狹隘，無法對這場社會運動提出適當的批判。我跟這些在地的聲音不一樣，我是一個做酷兒和女性主義研究，身處香港學術界邊緣的學者，之前主要研究日本文學，而且2020年才來到香港開始教性別研究。接下來，我會用自我反省的方式講述酷兒和女性主義閱讀和書寫的實踐，以及學界裡性別化和種族化的體現。今天的演講會連結酷兒女性主義和香港，同時用酷兒女性主義解讀小川的《祕密結晶》。
《祕密結晶》中，小川筆下的女小說家擔心言語消失。搬到香港之後，見證許多別的言語被消失，我開始考慮酷兒及女性主義理論如何能在這裡生根，提供另一種可能性。我認識的香港總是透過一個焦慮，恐懼，和集體創傷建構的氣氛。當我總算找到了大學裡比較穩定的工作，站到了一個相對有特權的位置，我察覺到對南亞裔、東南亞裔和大陸人的種族歧視和排外主義。另外，我發現香港如今有強烈反對女性主義的人，也深深意識到香港缺乏酷兒友善的空間，因為每個學期都會遇到沒出櫃的學生，也會聆聽他們的故事。最後，在教室裡，不管是線上或實體，我一直以來都能感覺到學生之間隱藏的界線。
第一年在香港，我摸索了自己的一條路，不只是要開始學會怎麼教關於香港的問題，還有訓練自己教關於台灣，大陸，韓國的文本，以及美國少數民族的經歷。透過這些時而接近，時而遙遠的地方的理論，我希望能教導學生重新觀察並分析自己在香港的日常生活。比方說，我向他們解釋「有色女性」和「亞裔美國人」等身份是來自跨種族的連帶關係和社會運動，它們絕不是固定的，而是受壓迫的人實踐能動性，選擇站在他人的身邊。有一門課，我為了教導Chandra Talpade Mohanty（藉此介紹莫漢蒂）提出的「無國界女性主義」準備了有色女性、後殖民、跨國女性主義理論的文本。另外，我還教過Audre Lorde（奥德雷·洛德）、 bell hooks（貝爾·胡克斯）、 Sara Ahmed（薩拉·阿赫美）、 Jack Halberstam（傑克·哈伯斯坦）等的理論。因為我懷疑很多學生在此刻感覺到孤單，我希望他們知道，如果學會走進他人，學會陪伴他人，是絕對不會一樣孤單。
在香港，一方面，粵語素來都被看成一個低等的語言。另一方面，英文，一個帶有菁英主義的殖民語言，和迅速侵蝕香港社會的普通話，兩者的影響很明顯。對許多學生來說，英文總是被用來測量他們的價值，讓他們了解他們永遠都只會是下級的。但是，因為我是他們的老師，因為我剛好是一個熱愛言語的文學研究學者，我會考慮如何把教室打造成另一種空間，讓學生閱讀難度很高的英文，但又充滿詩意，美麗，療癒，甚至挽救。就算這樣做無法消除英文的暴力，也一定還能提供治癒和轉化。
但除了給學生看這些文本以外，我還會融合酷兒和女性主義的言語 — — 關於失敗和悲痛，希望和連帶關係 — — 每個禮拜，使它融合到自己和學生的對話，以及把教室敞開成一個分享不同損傷，一起渡過悲痛和尋找治癒的空間。我會教導理論和感覺如何能同時存在，理論還能怎樣在生活裡變得活躍。有時候我並沒有特地引用什麼理論，但它確確實實充滿我當老師的所作所為，包括鼓勵學生反省自己與特權或邊緣的關係等等，透過很平凡的對話和書寫把酷兒和女性主義言語的影響帶進香港的教室。
“I came to theory because I was hurting — the pain within me was so intense that I could not go on living. I came to theory desperate, wanting to comprehend — to grasp what was happening around and within me. Most importantly, I wanted to make the hurt go away. I saw in theory then a location for healing.” (59)
貝爾·胡克斯〈作為解放實踐的理論〉bell hooks, “Theory as Liberatory Practice” (1994)
關於理論擁有的療癒力量，hooks這樣寫：「我尋求理論是因為我感到疼痛，這種痛激烈到我已經無法活下去。我是從絕望之中求助於理論，想要了解在我周圍和在我之中所發生的一切……我從理論中找到了治癒的空間。」
理論是個人的，理論可以被當成命脈。理論有可能在文章註腳中出現，但它也能滲透在日常生活的言語或一個人的生活方式裡。我自己找到理論是因為我尋求治癒，如此我希望能教導他人這樣的理論。在教室裡，這些閱讀方式會實現一個脆弱的safe space，就是說安全空間，一個由愛和批判共同界定的空間。教室是建立在我提出的倫理上，呈現在我對待學生的方式，我提示他們互相照顧的這些道理。不過，我有時候會叫學生考慮，當這個學期，就是說我們的課結束之後，他們會怎麼把這堂課學來的東西當成出發點，會怎麼為他人付出呢？在支離破碎的世界裡，他們會怎麼找到方法陪伴他人，站在別人的身邊呢？
2021年春天，我給學生看了《祕密結晶》的幾段之後，在課堂上對他們說了這些話：
「也許同學們已經能理解言語的重要性。閱讀小川的小說，恐怕你們已經很清楚失去言語和記憶會怎樣侵蝕日常生活，它會怎樣令你們的心削弱和破損。
……在我們的課堂上，我試著做到「去殖民化」的方式就是提供你們更多言語，更多故事，希望你們的心不被削弱。……我不能保證言語，還有其他東西，不會從你們身上被奪走。但是我可以用酷兒和女性主義書寫呈現給你們想像的自由，各式各樣不可思議的愛的類型，因為它們從前有求助別人，成為了他們的命脈，也許也能成為你的，甚至能啟發你們「盡可能去愛生命的一切，去愛他人」*。也就是說，我可以讓你們看到還留給我們的這些言語，我可以保證你們自己的話有重要性，不是白費的。我也相信今天我們一起分享的言語多少能填充你的心。因為我也相信大家 — — 身為讀者和傾聽者 — — 一定會走到外面的世界，用我還無法想像的方式生存並為他人付出。」
Maybe students in this clas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words. Reading Ogawa’s novel, maybe you already know how the loss of language and memories eats away at everyday life, how it can make your hearts thinner and full of holes.
…my way of ‘decolonizing’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is class has been to give you more words, more stories, in the hope that your hearts will never grow thin. …I cannot promise that words — and things — will not be taken away from you. But I can use queer and feminist writing to show you the freedom of imagination, varied and remarkable forms of love …that have been lifelines for others, that might be the same for you, that might inspire you to ‘love life and love people in the deepest ways possible.’* In other words, I can show you some of the many words that we do have left. I can tell you that your words matter. I can hope that these words today have done a bit towards filling your heart: knowing that you — as readers and listeners — will go on to do much that I cannot yet begin to imagine.
*引用〈用愛引導的激進可能性：和Margo Okazawa-Rey博士的對談〉 “On The Radical Possibilities of Leading With Love: An Interview with Dr. Margo Okazawa-Rey” (2020)
身為酷兒有色女性的書寫與教學 —— 一個人的聲音和身體
《祕密結晶》是高度性別化的；這本小說和其他小川的早期作品，都標誌出女性敘事者的形象，她們在超現實的處境中，遭遇失落、消逝以及暴力。這類場景通常發生在男性角色的管轄範圍中，他們象徵陽剛權力結構的古怪和恐怖。這些男性角色的共通點是，他們都有一雙熟練於操弄物件和身體的手。寫於和《祕密結晶》大約同時期的《無名指的標本》中，一名女孩為「標本藝術家」工作，而後突然消失。1996年的小說《愛麗斯飯店》中，一名對生活厭倦的女孩被捲入一段和中年男子發生的施受虐關係，這名身為翻譯家的男子，擅長以優雅的手來羞辱女孩。這些關係往往和那些支持女性敘事者的理想化男性角色並置，並產生微妙的張力。
小川為人所知的，是她對於《安妮日記》的熱愛。從這個角度來看，《祕密結晶》 — — 其中隱密的房間，被帶走的人們 — — 的確是在描述法西斯主義的恐怖。與此同時，小川的書寫持續彰顯女性寫作者身份的焦慮。在1998年的小說集《寡默的屍骸 淫亂的憑弔》，其中一個故事，從一位女性小說家的繼子的視角來描寫：一個孩子氣的、女孩般外貌的嬌小女性，總在她覺得無人聆聽時，前言不對後語地喃喃自語。每到夜晚，當繼子的父親不在，她會來到繼子的房內，把她腦裡的故事唸給他聽。繼子記得她「那個低沈有力的聲音」，甚至還記得，「最終，她的話變得很含糊，她的聲音顫抖得很厲害，讓我擔心她真的會哭出來。」不只是女性身體，甚至包括她們的聲音，都是脆弱的存在。
「就算我現在能逃出去，恐怕也太遲了，因為我已經退化到這種程度了。我大概一踏出房間走到外面的世界，身體就會消解成無數碎片。」
「今さら逃げ出しても、もう手遅れの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わたしの退化はもうかなり進んでいるようですから。ここから一歩外へ出たら最後、身体が粉々に砕け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ません。」
在《祕密結晶》中，敘事者所撰寫的小說交織在文本之內：在敘事者的小說中，一個女孩有一位男性愛人，他曾經是她的打字指導員，在教堂的鐘樓開班授課。女孩神祕地失去她的聲音，只能透過打字機和她的愛人溝通。然而，打字機壞掉了，而她的愛人引誘她到一個充滿損毀打字機的房間，將她鎖在裡頭，並在每一次來訪時享受操弄她的身體。女孩除了喪失她的聲音，她的身體也逐漸四分五裂 — — 甚至到了她害怕如果踏出房間，「身體就會消解成無數碎片」的地步。這個故事結束在女孩被房間吸收，成為房間的一部分。
「いけない。じっとしてい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わ…彼女にどんなふうにこの状況を説明するの？…わたしはもう言葉を一つも持っていないのよ。言葉だけじゃない。耳も目も肉体も、身体のあらゆる部分がこの部屋にふさわしい状態に、つまり彼にとってふさわしい状態に変形してしまっているの。もしも彼女が助け出してくれたとして、わたしはなくしたものを取り戻せるかしら」
這不單是個關於浪漫關係的恐怖故事；甚至，這是關於一個性別化的世界，其中男性的班上都是女性學生。堆滿房間的毀壞打字機象徵那個女孩之前其他人的下場。有一次，女孩聽見有個人 — — 她很確定是年輕女人 — — 走上階梯。想到終於有可能逃離，女孩激動不已，但她卻蹲伏地上，顫抖著，一個聲音在她心中吶喊：「不！不要動！……我要怎麼把這些解釋給她聽？……不只是因為我缺乏能描述的語言，也是我的眼睛和耳朵和肉體，我身體的每一部分都已經變成適宜這房間的模樣 — — 也就是變成他想要的模樣。就算她會幫我，能讓我出來，難道我真的能拿回所有失去的東西嗎？」總而言之，她相信自己已經被傷害得太嚴重而不能逃離這座獄所；她已經失去走到外面世界的勇氣。缺乏勇氣不只決定了她的命運，也決定了另一個女孩的，那個女孩似乎也即將失去聲音和身體。
在一個特定的框架中，學院內的酷兒和女性主義書寫也是關於聲音和身體：關於他們如何遭受威脅、被消失，也關於他們如何成為具體存在。
“I am not a lesbian one moment and a person of color the next and a feminist at another. I am all of these at every moment. And lesbian feminism of color brings this all into existence, writing of all existence, with insistence, with persistence. … Lesbian feminism of color is a lifeline made up out of willful books that had to insist on their own creation. … Words come out of us, like sweat, like blood; tears. Your texts are littered with love. Words can pulse with life; words as flesh, leaking; words as heart, beating.” (230)
薩拉·阿赫美《活出女性主義的生命》Sara Ahmed, Living a Feminist Life (2017)
在學院中，個人感受通常無足輕重，而邊緣學者的聲音幾乎不被聽見。集結美國有色女性學術工作者的自傳文集《假定不稱職》中，編輯特別指出，有些女性不願意供稿，因為害怕「遭遇於公於私的嘲諷。」即使是在女性主義研究裡，有些身體和聲音需要排除萬難才能被當成一回事。在《活出女性主義的生命》中， Ahmed描述：「我不是一下子是女同志，下一刻是有色種族，下一刻又是女性主義者。我每一刻都是每一個身分。還有，是有色女同志女性主義才將這些身份生成為存在，透過包含所有存在的書寫，一種堅持地，執意地為誕生而付出的勞動。……由執意於創造的書籍牽連起來的命脈。……言語從我們湧出，像汗水，像血，淚下如雨。你面前的文本充滿愛。言語也能心跳，言語身為肉體，不停滲漏，言語身為心，仍然搏動。」
這種書寫必須兼顧創造力和能被學院接受的程度。它通常涉及個人對體制不公的描述，但在呈現體制暴力時，有時也透過情動力展現一種詩意。我第一次學著喜愛這種書寫，是因為發現酷兒理論家Eve Kosofsky Sedgwick（賽菊蔻）談論修復的文章，它指出了「偏執多疑閱讀」的侷限，並且提倡建立有助情感支持及生存的理論框架。受她影響的酷兒研究學者使用有力的感性語言，融合了日常與學院理論，並且動用像是「慷慨」、「創造性」、「愛」等字詞。
更精準而言，有色女性主義和有色酷兒批判 — — 特別是Ahmed提到的那種書寫 — — 透過質疑性和性別、種族和帝國主義，提供了有力的可能性。如同Grace Kyungwon Hong（郭鍾雲）和Roderick A. Ferguson（費格遜）所描述的，這類分析是藉由文化和日常生活所展現，致力於「創造語言來描述至今在常規的比較方法脈絡中一直被當成未知的一切。」書寫和發聲都是創造的行為，從無到有地形塑邊緣化身體，並以此擾亂現存的知識系統。
「不管我能活多久，我都要盡我所能地帶著善意走完，我要愛我愛的人，在工作上盡情發揮。我要寫出火焰，直到它從我的雙耳、雙眼、鼻孔竄出來。直到它成為我的每一口呼吸。我死了也要像個他媽的流星降落這個世界！」
“I want to live the rest of my life, however long or short, with as much sweetness as I can decently manage, loving all the people I love, and doing as much as I can of the work I still have to do. I am going to write fire until it comes out of my ears, my eyes, my nose-holes, everywhere. Until it’s every breath I breathe. I’m going to go out like a fucking meteor!” (71)
奥德雷·洛德《〈一道閃光〉和其他散文》Audre Lorde, ‘A Burst of Light’ and Other Essays (1988)
1985年， Lorde寫道：「我要寫出火焰，直到它從我的雙耳、雙眼、鼻孔竄出來。直到它成為我的每一口呼吸。我死了也要像個他媽的流星降落這個世界！」這就是女同志有色女性主義的力量和詩意。Lorde以及其他人的書寫，建立於切身經驗形成的知識之上。很多Lorde有名的篇章，都是在群眾面前宣讀，有時甚至得面對不友善的人群：正是在這些時刻，她作為黑人女同志詩人的身體，銘刻於我們現在閱讀的文字之中。
大致說來，我最常探討的女性聲音來自日本文學的作者，並且探討女性如何在文壇中開拓自身空間的歷史。然而，當我寫到日本女作家的地位，我同時質疑當今日本研究的現況，是一個由白種男性支配的領域，其中帶有性別化、種族化根源。
作為一個台裔美國酷兒及女性主義研究者，我發現我渴望將那些曾幫助我了解自己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的酷兒和女性主義理論，拿來和日本研究產生出相互擾動的遭遇。2020年，我用英文和日文，給了一個雙語演講，講題是「構築一個酷兒女性主義者的人生：跨越邊界的研究和共同体」，是改編Ahmed的書名。「有色女性」是個在東亞很少被提及的身份，但我藉由Ahmed的聲音來形容我如何與酷兒理論相遇，以及我在美國及日本學院的經驗。到了香港之後，我開始在許多不同地方寫道，作為一個有色女性並且致力於酷兒女性主義，在這個感到危機的時代教導學生這些，對我而言有什麼意義。
另一方面，在香港教學的記述的，是我身為教師且深知體現的意義，所做的體現。從我們身在何處、身為何人所形塑的話語和書寫，意味著什麼？許多我教給學生的書寫，都是從這樣的思考來的；也因此，我自己也選擇以這種方式踏進教室。當我教酷兒文學和理論時，我有時是以酷兒女性的身份發言；當我教語言和殖民時，我告訴學生我自己和英文、中文、粵語、日語之間的關係；在雅特蘭大槍擊案之後，我以亞裔美籍女性的發聲；當談到香港對中國大陸的排外情緒時，我是以台灣人後代的身份在討論。
「如使用交會的框架來分析時間性，女性主義，越界的現象，這表明香港性不能被僅僅定義成一種存在的狀態，也不能被當成先驗的政治身份認同。相反地，它是一種生成的模式，對形構連帶關係的可能性開放，這種關係建立於共性和差異。」
“Framing Hong Kong postcolonialism through an intersectional analysis of temporality, feminism, and border-crossing suggests that Hong Kongness cannot be assumed as a state of being or even a political identity a priori. Rather, it is a mode of becoming that is open to the possibility of forming solidarity based on both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18)
黃家軒〈是否包含中國：後殖民香港，華語語系研究，與性別化的中國中心主義〉Alvin K. Wong, “Including China? Postcolonial Hong Kong, Sinophone Studies, and the Gendered Politics of China-centrism” (2018)
在香港，我帶給學生迥然不同的脈絡來引導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香港、以及世界上的許多他者，以及對他者打開心胸。要做到這點，我想，我必須先翻譯且展現這樣的開闊。酷兒女性主義告訴我的是，從你的所在，以你的身體書寫這種切身經驗和暴露脆弱，就能達成這種翻譯。我呈現出我之為我的不同面向，是想要讓學生理解，在我的課堂上，他們的不同面向也對我和其他同學都至關重要。酷兒研究者黃家軒（Alvin Wong）寫過關於女性主義的越界及香港，他提到香港性是一種「生成的模式」。在我身在香港的這段期間，我一直藉由「生成的模式」嘗試尋找我的道路：把我來到香港前的經驗，加上遇到香港之後的收穫，以及在這些經歷中不斷生成的自己，獻給他人。
也許我想為在香港的學生描繪的也是：從你的所在，從你所棲居的身體發聲，這麼做就是重新發現你自己，同時也是尋求生存、尋找他人。你可以使用的語言並不只存在於酷兒和女性主義文本，而是根源你是什麼，你是誰。理論注定要成為你的 — — 要被你用來講述你是誰，用來在日常時刻走進他人。理論立基於個人，但同時也是在最令人無法忍受的情境下，對於體制不公的批判。這種微小的對立、勇氣、以及脆弱性也許能夠幫助你形塑自己的聲音和精神，這是誰都無法從你身上拿走的。
生成並不容易。hooks寫過，她無法冒的險，就不會期待學生能夠；她無法分享的，就不會要求學生如此分享。但是，持續已暴露自己作為教學方法和批判形式，是件非常艱難的事。在《假定不稱職》中，Angela Harris和Carmen González解釋有色女性為了「避免被同事和學生批評、邊緣化、無視或拒絕」而付出的勞動。除了那些害怕被嘲諷的女人，其他人則「在精神和心理上受創太深，而不能寫下自己的經驗。」
「一方面，我的身體完全消失了，也可以說是產生了一種解放。但一不小心，我的那不可信也不可見的聲音，也將立刻隨風而逝。」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身体が全部消滅したことは、一種の解放感をもたらした。しかし目の見えない頼りなげな声は、少しでも油断するとすぐに、風と一緒に遠くへ流されてしまいそうになった。」
在許多語言和文化脈絡中，我穿越界線，也有許多被「假定不稱職」的回憶。在跟學生說道我作為日本研究的台裔美籍女性的經驗時，我闡述自己二十多歲的時光，都是被白種男性研究者環繞，並且相信自己的價值只存在於外貌。我被男人性慾化、幼兒化、更多時候是被漠視，而且在我學術生涯的每個階段，遭受其他女性的情緒傷害，這些傷害以或小或大的方式逐年累積。我作為一個體現的個體的發聲、書寫和教學，並不是在做一件「簡單」的事，而是在做勞力密集的工作：面對那些幾乎無法達到的事。在《祕密結晶》的尾聲，敘事者完成她的手稿，但是這個作品也造成了損害。她的身體徹底消失，她也談到「（她）那不可信也不可見的聲音，也將立刻隨風而逝。」
將你自己朝向暴力敞開 — — 也就是展露你的聲音和身體 — — 並以此作為對自我和他人的治癒，是個賭博。有些什麼從此失去，有些則展露而生；也許這兩者之間沒有太大的差別。我們可以將生成的行動想成被捲入傷害和消解 — — 曾經使我們熟知、讓我們感到安全的都煙消雲散 — — 但同時也是新生命的萌發和茁壯。在《祕密結晶》中鑲嵌的那個故事，女性敘事者沒能連結到另一個女孩，沒能解救她或被拯救。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時刻，沒那戲劇性，但也承載著像那故事一樣的重量。但實際上，我們仍然可能在受傷時走到外面的世界，為自己或他人做些什麼。
「教室仍然是學院中最激進，充滿可能性的空間……是個反對且超越界線的運動……這些都讓教育成為自由的實踐。」
“The classroom remains the most radical space of possibility in the academy…a movement against and beyond boundaries…which makes education the practice of freedom.” (12)
胡克斯《教學越界：教育即自由的實踐》導論 bell hooks, introduction to Teaching to Transgress (1994)
在這特殊的時刻，能夠將香港的教學經驗記錄下來，我覺得很值得。但確實，我時常沒能找到對的方法走向學生。在Heather Love（海澀愛）的閱讀下，Sedgwick認為終極的教師並不存在，而「業力的個體 — — 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 — 永遠都會達成超乎自己預料之外的，也難以透徹了解我們自己每一個意念，甚至會造成我們無從想像的傷害。」但Sedgwick和其他人，像是hooks，仍然向他人敞開大門，讓大家理解教學為何物，儘管教學仍然是被貶低且帶著沒有明確結果的勞動。就像hooks，我相信教室是「學院中最激進，充滿可能性的空間……是個反對且超越界線的運動……這些都讓教育成為自由的實踐。」
斯蒂法諾·哈尼：「對我來說，就像佛瑞德說的，『廢除』是等於一種承認，它說的是，借貸是無法修復或償還的…..而且在很多早已發生的情況下，它可以被當成一類拒絕貸方和借方的關係，所以我們才能說『我無法分清「我」是從何處出發的，又是在何處結束的。』」
“For me, abolition is both about a kind of acknowledgement that, as Fred says, there’s no repairing or paying back the debt… It can become, and already is in many instances activated as something which, precisely as something that doesn’t resolve itself into creditor and debtor, allows us to say, ‘I don’t really know where I start and where I end.’” (154)
斯蒂法諾·哈尼、佛瑞德·摩騰《常識之下：逃亡計劃和黑人研究》Stefano Harney, in Harney & Fred Moten, The Undercommons: Fugitive Planning & Black Study (2013)
在和Fred Moten（摩騰）的對談中，Stefano Harney（哈尼）構思一種超越交易形式的廢除作為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你知道你沒辦法修復或償還借貸，沒有辦法算清彼此賒欠的份量，直到你說，「我無法分清“我”是從何處出發的，又是在何處結束的。」這就是他所謂的「無法償還的借貸」。這個說法為我描述了在香港的教室所發生的一切，在這裡我試著用盡我的聲音和身體去教學和理解，這是一種不經思考的生成行動，這樣的教學不只是為了他人，也是為了我自己。
我認識到在教室中想要「做得還可以」，至少想要為學生做一點點，這樣簡單的任務 — — 不斷跟上這種尋常卻充滿無限樂趣的例行公事 — — 讓我維持穩定且使我成長；學生單純的誠摯讓我的身體免於碎裂，尤其是當我們都同樣焦慮和悲慘。我不確定學生是否需要或想要聽到這些，但我相信香港因為我相信我的學生：我不知道他們將會如何生活、想像、以及將自己形塑而生，以此作為我們無法償還的借貸。而我的這些體悟都是從我在美國和日本的學生那裡無法償還地借貸而來：他們教導還是年輕教師的我如何教得更好，如何成為更好的人，如何走到外面的世界，儘管其他事物都叫我背道而馳。
結論：在世界末日的「生成」和語言
在今天演講的不同片段中，語言出現了很多次：我從小川的《祕密結晶》和香港的語言與記憶的消失開始，接著並置英語在香港的殖民特質，以及酷兒和女性主義理論在教室中的轉化力量。我談了在小川的小說中關於書寫的焦慮 — — 女性聲音和身體的裂解 — — 接著我將這些故事連結到酷兒有色女性主義，並說明了根植於體現經驗所創造的語言、以及呈現自身脆弱的生成行動，這兩者的意義為何。
最後，我要回到小川的書寫，簡單來談一下故事，以及我對此的閱讀。當我們被剝奪語言時，尋找和創造語言，並寫下無法閱讀的字母，這些意味著什麼呢？以及最後，在世界末日之時，尤其是當我們的聲音和身體都不能保證完好無缺的時候，當我們本人可能無法親自見證這個更好的未來，為什麼我們還需要耗盡資源去書寫，或者發聲、或者教學？閱讀文學不太能實際解答如何生存下去，但是在我們身處的時代，我希望我的閱讀仍然可以為他人點亮幾盞明燈。
「もちろんわたしにはそれを読む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不思議な速記用の文字に隠されている、文法を理解することもできなかった。それを文字と決めつけていいものかどうかさえ、自信がなかった。」
在小川的小說中，聲音和身體的遭遇危險而脆弱，早在《祕密結晶》的幾年前就已經在《留白之愛》中描寫過：這個關於創傷和治癒的故事，從第一人稱女性敘事者出發，她和丈夫分開，並受奇異的聽覺損失所苦。小說世界建構在她的記憶和想像之上，由此所構築的現實因而十分單薄脆弱。故事聚焦在她和速記打字員Y的互動，而Y負責記錄下她告訴他的零碎記憶。她凝望並撫摸他的字，卻這麼說「當然我沒有辦法閱讀任何一個字。這些字躲藏在速記用的神祕字母中，連它們的文法我都完全看不懂。我甚至不太確定是否能叫它們『字母』。」隨著故事進行，我們會發現Y本身就是敘事者憑空想像而成的，是支持她自身心靈的一部分。《留白之愛》描繪了一個安靜的世界，溫柔地包裹了受傷的敘事者，這種旋繞的，時常含糊的治癒過程，是透過她寫著連自己都無法理解的文字所達成。
「…わたしは既に小説を読むことは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た。一個一個の言葉を音読はできても、つながりのある物語として理解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それらは原稿用紙のますめを埋めているただの文字であって、何の感情も雰囲気も情景もかもし出していなかったのだ。」
「……我已經看不懂小說了。就算我可以朗誦每一個字，但它們對我而言，也不再是由情節串連而成的故事。它們只是堆在手稿頁面上的一些字母而已，激不起任何感覺，氛圍，或情景。」
在《祕密結晶》中，小說家女主角 — — 藉著編輯R的協助 — — 在小說從島上消失後仍然嘗試寫作：這當然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她仔細檢視手稿，思考自己再也無法閱讀小說的困境：「……它們只是堆在手稿頁面上的一些字母而已，激不起任何感覺，氛圍，或情景。」她試著重複閱讀同一行，或者專注於單一一個字。接著她拿出全白的紙，在上面打上a, i, u, e, o等字母，期望這些字母可以串聯成一個故事，最終卻因為反覆繕打與刪除而穿透了紙頁。
「一晩かかって書けたのは、一行だけだった。わたしは繰り返し声に出してそれを読んでみたが、この言葉たちがどこからやって来て、どこへつながってゆくのか見当もつかなかった。」
「我整個晚上寫出來的就只是那一行字。我試著朗誦無數次，但我完全不知道這些字從哪裡來，也猜不透它們會往哪裡去。」
她開始用鉛筆取代打字機，右手不見了就用左手。她已經無法用邏輯理解文字，只能用身體的知覺描述它們。一天晚上，她終於成功用鉛筆寫下一行形狀扭曲的文字：「我試著朗誦無數次，但我完全不知道這些字從哪裡來，也猜不透它們會往哪裡去。」
「鉛筆を置いたあと、わたしはぐったり疲れて机にうつぶした。言葉を探し出しつなげる困難のほかに、肉体的な疲労も大きかった。わたしに残された身体の部分は、もうほんのわずかになっていたからだ。左手で書かれた文字はたどたどしく、所々、線は消え入りそうに細く震えていた。すべての文字が泣い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た。」
「我把鉛筆放下來，疲倦地趴在桌上。除了千辛萬苦把話語找出來，把它們連起來，身體也受到很大的打擊。因為我還剩下的身體部位已經非常少。我用左手寫出來的字很脆弱，到了有些地方就微弱顫抖，似乎快要消失。所有的文字都彷彿痛得流淚。」
到了小說結尾，女主角身體的許多部位都已經消失時，她完成了手稿並交付給R，這是她所能留給他的「一串文字」。這些以難以想像的精力用左手寫出來的字母，看起來很脆弱：「我用左手寫出來的字很脆弱，到了有些地方就微弱顫抖，似乎快要消失。所有的文字都彷彿痛得流淚。」
如果比較《留白之愛》和《祕密結晶》，我會建議將編輯R讀成女性小說家自身心靈的一部分，分裂成另一個實體來幫助她。一方面，如此的閱讀構成一個創傷的脈絡，在其中她無法直接面對島嶼上日常物件、記憶、文字的消逝。而且，在她所寫的小說中，那位男性打字指導員擁有對於女孩的聲音和身體的絕對掌控權。陽剛角色總是佔有語言和書寫行為的權力，無論他們是傷害或是協助女性敘事者。女性小說家必須依附男性角色而建造起自身的支持和完整性 — — 也就是書寫與記憶的保存 — — 這樣的狀態是一種無法改變的受損的能動性。與此同時，我的閱讀指向小說家所具備的超凡力量：儘管她遭受無法想像的傷害，她仍能守護希望並且不顧一切地生存下來。
「物語を書き綴る左手、涙がこぼれる目、それが伝う頬と順番に消えていって、最後に残ったのは声だった。」
從不可能中創造語言，也就是留存記憶和希望，代表的是什麼？有一次，小說家注意到，在這個隱蔽的房間裡，R的身體似乎越來越虛弱：「為了茁壯一個可以留存所有事物的心，或許身體得逐漸失去活力。」她害怕R的靈魂 — — 她的記憶和希望的體現 — — 會變得太「濃密」，而如果他離開這個房間，便會徹底溶解。《祕密結晶》是關於從不可能和自我毀滅中創造語言。是關於記憶、語言、書寫的毫無意義，且對他人不再重要，或者從來不曾重要過。也許你受傷太深，而不能辨清自己正在朝向什麼書寫；你是以一種超越邏輯的信念書寫。最終，在書寫的勞動過後，敘事者即將消失：「那隻寫下故事的左手、滿溢淚水的雙眼、以及承接淚水的雙頰 — — 它們都一一消失，到了最後，唯一留下來的，只有一個聲音。」
從個人層面講到集體，從關於創傷的小故事講到更巨大的失落和毀滅，我認為小川的作品（還有女性主義和酷兒理論）能教導我們許多關於在「不可能」之中如何生存下去。我在香港提供給學生的言語現在被認同是「理論」，至少它在某一些學界的角落存在於課堂裡，有人教。可是，Sedgwick的酷兒之愛和情感，還有Lorde、hooks、Ahmed所寫的有色女同志女性主義，全都源於她們親身體驗過的暴力，這些理論被創造也是為了抵抗這些暴力，除了最殘暴的身體傷害，還包括日常生活裡每天累積的種族歧視，恐同和性別歧視。這種酷兒和女性主義的言語是透過威脅而產生，在某一種意義上，這些言語本身深刻地體現那些無法被理解，不被給予生存權利的歷史。
在香港人與關切香港的人之中，《祕密結晶》固然能引起共鳴，但它也是一本關於女性聲音的小說。在我的閱讀裡，這篇故事暗示酷兒女性主義者堅持閱讀，寫作，發聲的意義，以及這些行動對其他身在香港，或別的困境中的女性主義者能給予什麼樣的可能性和意義。回顧有色女性，女同志，酷兒女性主義的歷史，我們應該能理解「女性主義」從來就不應該被簡單地定義成一種單一，完整，絕對抱有希望或自由的現象。從身處在邊緣的女性主義者的角度來看，我們永遠都是透過一種來自於自己的身體的力量參與書寫和運動，用強烈的方式產生自己的聲音。這麼說，我們是不會期待「勝利」，同時也許對「失敗」或「破滅」也不太感興趣。對於一直以來都用非正統的戰略，為了讓自己存在而奮鬥的人，「失敗」這句話應該是毫無意義。
「心には輪郭もないし、行き止まりもない。だから、どんな形のものだって受け入れることができるし、どこまでも深く降りてゆくことができるんだ。記憶だって同じさ… それにたとえ記憶がなくなっても、心が何かをとどめている場合もある。」
在這篇故事裡，人一定要利用所有自己所擁有的資源來寫作和保留記憶：緊密相連的精神，身體，和心。R安慰敘事者，在記憶被奪去的過程中，她的心已經盡力保持原狀。也許有人會懷疑心裝了那麼多東西會不舒服，不過他說：「心是沒有形狀，是無限的。所以你才能把任何東西放進去，這樣它才什麼都裝得下，什麼也都能放得非常深。記憶也一樣吧。……而且就算記憶消失了，你的心總有辦法保留下一些什麼。」
「わたしだってどこにも行きたくない。あなたと同じ場所にいたいわ。でも無理なのよ。今だってあなたとわたしの心は、こんなにも遠い場所に引き離されているんだもの。あなたの心が感じるものには、ぬくもりと安らぎとみずみずしさと音と香りがあふれているけれど、わたしの心はどんどん凍りついてゆくだけ。いつか粉々に砕けて、氷の粉になって、手の届かないところで溶けてしまうの」
女作家擁抱R，聆聽R的心跳，渴望地想著她失去的記憶是不是存在R自己的心裡面。最終，她對R的依靠是反映她自己的損傷，因為R原本就是來自她無法治癒的自身心靈：「你和我的心被分離到很不一樣，很遙遠的地方。你的心充滿溫暖，平靜，活力，各種各樣的聲音和氣味，我的卻以一種很恐怖的速度變得越來越寒冷。過不久，它會破滅成無數小碎片，變成冰的粉末，在你無法搆到的地方溶化掉。」雖然這是一種悲慘的描繪，我每次重讀這段找出來的意義卻是，心碎了也能無限，心裡在分裂之中也能盛裝深不可測的記憶，言語，感情。我相信這是小川描述而獻給讀者的奇妙又美麗的矛盾。
在困境中，記憶、閱讀，和寫作 — — 這些「不可能」的現象和任務 — — 都會對精神，身體，心造成沈重的壓力。在《祕密結晶》和女小說家所撰寫的小說結尾，兩位女性敘事者都被房間吞沒，靈魂和肉體兩者被撕碎，粉身碎骨之後就默默地煙消雲散。這些房間反映受損的能動性，它們代表壓迫和喪失自我，但同時提供保持記憶和語言的可能性：它們致使這位女作家的毀滅，及是她的唯一希望。《祕密結晶》中的女性小說家始終無法變完整，無法被修復。這是一個極度暴力的畫面──在自己被撕碎，粉身碎骨之時，你堅持為自己、為他人尋找語言。
於是，無數親密又遙遠的暴力形式，世界末日一次又一次到來之時，我們無法等待自己的傷痕完全癒合的一天。反而，我們是穿越傷痕和創傷，或是這些威脅，繼續發聲，書寫，教學，雖然沒有自己的聲音和身體不粉碎的保證。我沒有要強調自我犧牲。邊緣化的女性和同志的身體不應該被毀滅，我們需要的是休息和療癒，而且治癒的可能性的確存在。不過，既然世界背負的損傷，或我們自己的某些傷痕，是無法修復的，我們還能怎麼樣呢？
進行酷兒和女性主義的閱讀和書寫，透過這些信念發聲 — — 絕對無法阻止世界末日。身體總有一天會碎裂，聲音一定會失去，會消失。但是，《祕密結晶》的幾年前，小川在《留白之愛》描述的只是一個女性的人生破裂，她如何用自己無法理解的言語尋找走出創傷的道路。在她為自己構造的很安靜，很安然的小世界裡，她在黑暗中摸索一條路，困難地尋求言語和記憶。在《祕密結晶》中，這種無根據的信心盛開，展開了一個更廣闊的展望，表明不管未來有多麼恐怖，多麼難以忍受，僅僅一個女性的書寫都能提供黑暗中的一線光明，照亮我們還擁有的未來。所以，我們用來救自己的方式──穿越難以忍受的悲痛，創傷，透過言語而生成的小故事──跟我們獻給他人與世界的東西有密切的聯繫。
我第一次讀《留白之愛》才二十二歲，這是我第一次用日語讀完一本長篇小說。很多時間過了，我成為研究小川的學者，透過香港遇到了《秘密結晶》才重讀這篇故事。當時，身為一個因自己的聲音和身體而苦惱的年輕女孩用日文寫下來關於《留白之愛》的解讀，現在重讀自己的文字是一種很奇妙的感受。小川的這篇故事並不有名，目前幾乎沒有相關的學術研究。但是，在最基本的意義上，閱讀和解讀這本小說教導了我關於日常生活裡的閱讀和書寫的力量。接下來的幾年，酷兒和女性主義理論也教導我同樣的道理。可以說小川的這篇故事是我的開始：從此以後，我慢慢學會從自己小世界的困惑走向更廣闊的空間，透過文學和言語在世界裡尋找意義，還尋找他人。小川的兩本小說可以說是我人生的兩個重要標記，指我和日本文學，療癒的開始，指我和香港的開始，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時期出現在我面前。所以今天分享我的解讀，我希望自己的閱讀也能帶給大家一些光亮。
「もう物語は動き始めているよ…大切なのは言葉の奥底に潜んでいる物語なんだ。君は今、それを引き出そう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なんだよ。君の心が、消滅したものを取り戻そうとしているのさ」
「故事再次開始萌芽了。……最重要的是深埋在這些言語裡頭的故事。妳現在在努力地把它們引出來。妳的心正在試著把消失的東西找回來。」
在《祕密結晶》的結尾，敘事者每天晚上成功寫下一個句子，而R鼓勵她繼續寫下去，解釋這是她靈魂努力找回失去的東西：「故事再次開始萌芽了。」當世界末日接近，故事萌芽的意義又是甚麼呢？
「…島の中では、小説を書くというのは最も地味でひそやかな仕事の一つだ。」
小說還在島上存在的時候，寫小說的工作不被尊重：「在島上，寫小說是其中一個最平凡、不引人注意的職業。」大家都知道小說是很沒用的，它們不屬於歷史，連事實都不算是。但是故事擁有讓我們跨越無法克服的障礙，讓我們堅持創造被否認的東西，已經不被認同的真理。
在小說的結尾，所有事物與人都被毀滅之後，世界已被永無止境的冬天吞沒，R才終於能踏出隱秘的房間，手上拿了小說家最後寫的稿件。到底誰會看她寫的這篇故事，最終有沒有任何人看，是這小說結尾的疑問。身處香港或是另一些困境的讀者，或今天的聽眾，我們很清楚這種滲透我們空氣的體制暴力沒有簡單的出路。當我們得不到公道，悲痛和憤怒只能不停地蔓延。
但是，我們必須記得這不只是世界末日，而是一個新的世界的開始：往一個未知的地方展開的一種生成的過程。Sedgwick教導我們，人生不只有壞的驚奇，也有好的。因此，我們自己未必能生存到能見證某個新世界誕生的時候。不過，我們的一個小碎片──由我們竭盡所能去尋找自己，尋找他人的努力構成的──有可能也會被傳到這些世界，在被消失而變形的小島上留下我們的痕跡。我們未必會「勝利」，但是我們一定能為他人做一種美麗的付出。在最黑暗的時期，我們會發現，不論它有多破損，心是永遠都裝得下更多，它能不斷地敞開，到最後一個時刻都充滿著難以相信的溫暖，具有一種可能救得了他人，也許還可能救得了自己的力量。
中文版的書名是《祕密結晶》，英文版是「記憶警察」（The Memory Police）。關於中文書名，今天的譯者新惠說它給的印象像是某個關於水晶的故事。日文原文的書名是『密やかな結晶』，一眼看起來很接近中文版。但是，其實它指的是一種安靜，謙虛的勞動在日常生活裡慢慢累積的過程。相比之下，英文書名暗示威脅和暴力，日文書名卻照亮的是，渡過永無止境的冬天之時，未被認可卻默默繼續進行的勞動和努力。在此刻，在香港和世界各處，我希望保持酷兒女性主義的信念的理論家，作者，老師，學生，都能說是這種存在：安靜抵抗心和記憶的削弱，堅持讓自己的心裝滿很多，繼續走進他人。小川的世界裡出現的女主角常常是孤立的。但是文學，酷兒和女性主義理論，和教學包含的承諾就是，我們不必感到孤單：不管我們還要面對世界末日多少次，我們絕對會找到對方。
附錄：來自香港的後殖民酷兒女性主義愛情故事
序言 身處香港教學的小案例
下一部分可以當成「附錄」，是我在香港大學的課堂用英文演講的一部分。去年秋天我教了一門酷兒和女性主義文學的課。韓國，台灣，日本等的作品包括在內，但是教香港文學卻很難。因為要是酷兒或女性主義文學，又一定要順著香港大學的規定用英文，可是很多我想教的文本沒有譯本。整個學期我不停地激勵學生將別的國家的小說與她們在香港的日常生活聯繫起來，但是最終還是認為她們並沒有很深刻地用這門課考慮香港的問題。
最後，那個禮拜我取消了原本打算教的內容，設計了一堂課解釋後殖民理論的基本原理，概述一些香港的語言和文學上的問題，還簡單地介紹了幾位寫酷兒和女性主義文學的香港作家，雖然我沒辦法把他們的中文文本當成閱讀作業。有一個作品剛好有譯本，就是香港作家黃怡在2020年寫的極短篇〈恆久忍耐〉。這篇是第二人稱的，它描述一個女生在香港渡過旅館隔離，特別是她對另外一位女子的感情，她們兩個用視訊和簡訊天天聯絡。黃怡本人那天來聽我的課，也跟學生談了自己的寫作。今天的演講裡反覆提到把自己暴露在寫作裡，在他人的面前，特別是身為一個老師。那天的演講下半，我解讀了黃怡這篇作品，把它與自己的語言，種族，殖民主義上的經驗，還有自己對香港的愛聯繫起來。她寫的故事已經算是蠻有酷兒性，透過我的解讀方式，我提出的這個「如何愛一個城市」的疑問，它可以說是呈現了另一種酷兒性。
那天的演講希望能跟學生產生共鳴，最後也許失敗了。我以為提供自己的經驗就能當一個示範，教他們怎麼細緻地分析酷兒性，差異，文學，語言。但是，要聽一個人的體驗，再馬上理解它的理論性，在學術上是一件難度很高的任務。大多數的學生在香港算是多數族群，很多沒有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生活過，我卻期望他們從我這樣從沒感受過歸屬感的人的故事深受感動。我跨越不同語言的流暢性，我對語言如何使自己的世界成形的理解都是花了很多年才學到手了。最後，我想同學們從來沒聽過一位教授在課堂上講這種話。我說完了話，有一段時間教室很沈默，有些學生到最後都沒有直接地回應我那天說的話。
但是，就算自己的這些話失敗了，如果還有機會講給學生聽，也許我還會選擇再講。因為這是我自己在某種意義上屬於香港人的故事。雖然它是一個無關重要的故事，我今天也希望再一次分享。歸宿和愛，兩者都很複雜。就算我是台灣裔美國人，我很清楚我的心已經給了香港。一方面，是香港把中文還到我的人生，我今天用中文講這件事情也很適合。要講這些話恐怕很任性，這次也不知道誰會想聽，但是希望透過我的故事大家能體驗語言和文學，香港和台灣的另一種可能性。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有為今天台灣的聽眾加上一些句子，但是基本上沒有改內容，希望今天的聽眾能有不小心踏進我教室的感受。香港的學生，或我在別處教過的學生都很忙，現在在打工，上班，也許在外面玩得很開心。但有幾位說想看視頻，有一天他們可能會看，我就以自己的學生為主。在美國，日本和香港，我主要在教室裡用英文或日文，香港大學是規定我用英文的。不知道有些同學聽我的中文會不會比較容易產生共鳴，希望這樣他們能回想我們一起上過的課，也能看到他們老師的另一面。
《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zai1 bik1 zi1 sing4 dik1 lyun2 oi3 fong1 faat3
〈恆久忍耐〉hang4 gau2 jan2 noi6
作家：黃怡 zok3 gaa1: wong4 ji4
妳可是多麼的，多麼的想碰觸她，nei5 ho2 si6 do1 mo1 dik6, do1 mo1 dik6 soeng2 pung3 zuk1 taa1,
即使要先假借美食來巧立名目，zik1 si2 jiu3 sin1 gaa2 ze3 mei5 sik6 loi4 haau2 laap6 ming4 muk6,
若無其事地試探。joek6 mou4 kei4 si6 dei6 si3 taam3.
然而當下真正的愛，jin4 ji4 dong1 haa6 zan1 zing3 dik1 oi3,
就是不讓妳深愛的對象 zau6 si6 bat1 joeng6 nei5 sam1 oi3 dik1 deoi3 zoeng6
承受任何被 sing4 sau6 jam6 ho4 pei5
病毒感染的風險，beng6 duk6 gam2 jim5 dik1 fung1 him2,
而凡人的偉大 ji4 faan4 jan4 dik1 wai5 daai6
不是隨便以身犯險，bat1 si6 ceoi4 bin2 ji5 san1 faan6 him2,
而是時刻平靜忍耐。ji4 si6 si4 hak1 ping4 zing6 jan2 noi6.
…
妳喜歡她，很喜歡很喜歡她，nei5 hei2 fun1 taa1, han2 hei2 fun1 han2 hei2 fun1 taa1,
喜歡得願意忍耐著不去見她，hei2 fun1 dak1 jyun6 ji3 jan2 noi6 zoek6 bat1 heoi3 gin3 taa1,
只要她安好。zi2 jiu3 taa1 on1 hou2.
那麼，就繼續忍耐下去吧。naa5 mo1, zau6 gai3 zuk6 jan2 noi6 haa6 heoi3 baa1.
等隔離期結束，dang2 gaak3 lei4 kei4 git3 cuk1,
等疫情過去，等她回覆。dang2 jik6 cing4 gwo3 heoi3, dang2 taa1 wui4 fuk1.
黃怡的故事〈恆久忍耐〉感覺像一個小禮物。一個很小，很小的故事，它透過第二人稱很直接，很親切地與你談話。讀它的過程中，我回味愛上一個人的滋味，在最美好的意義上。短時間內，這個故事請我和它一起待在它的這個小空間裡，除此之外，它毫無請求。它描述的日常生活，多樣食物的場面，不過如此。它並沒有想編出什麼關於兩個女子談戀愛的理論，它這樣把理論排在外，感覺很溫柔，很有智慧。這篇小說沒有標誌我是什麼樣的人，不會要定義我是誰，自己是「什麼」。我就這樣靜靜地和它一起存在。實現了最恰好的距離，我和這篇文本就這樣相遇。
我第一次遇到黃怡的這篇小說是透過Cha: An Asian Literary Journal辦的線上活動，是2020年7月，當時還在住香港的隔離旅館。我的朋友Jennifer Feeley是西西的作品的譯者，她也有翻譯黃怡的小說。當時疫情產生了很深厚的孤寂和疏離，我為了要開始挑戰香港的新生活而感到困惑，但是這個故事可以說是歡迎我來香港。不管怎麼說，我在香港的生活是透過文學建立連結，友情，以及關於愛的話語作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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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時用英文和中文來讀黃怡的故事。但是對我來說，用中文和文本相遇有什麼樣的意義呢？透過我的故事，我希望大家也能反省自己和我提到的語言之間的關係，你對語言的感受，還有語言是如何定義你在香港和他人的關係。
在美國，如果在別人面前講中文，可能會有人說「多學一點英文吧！」永遠因為語言和種族而被當成「外人」是怎麼一回事呢？被當成一個下級的冒牌貨或假冒者又是什麼樣的感覺呢？不配當美國人，也不配當台灣人。*在家裡我要跟父母溝通遇到苦難，試著去上中文課的時候，白種同學們卻取笑我，喜歡說：「台灣人不懂得講中文」。好幾年都有過這樣的經驗，我不只能很自然地了解語言和種族歧視的關係，還深深地意識到語言和政治，國家暴力上的很密切的聯繫。
我看中文文本是什麼樣的感覺呢？跟很多這裡的同學比起來，我的速度應該會慢兩倍吧。在某一個意義上，看中文會感覺到自己在「回家」，但這卻是一個破裂的家庭，自己不斷受到不公平的規則和要求的支配的一個地方。在這裡，從來沒有人給予我足夠發出聲音的語言。但是，文字在眼前的頁面上活靈活現，連結一個原本就屬於我的語言，它各種各樣的聲響，帶有我唸日文從未嘗過的充裕感和活力。
我重新開始唸中文是因為我來到香港，是因為我希望有一天能更順利地看酷兒，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黃怡還有別的作家的作品。看中文感覺很像回家，但是身為一個比較成熟，已經經歷過更多愛和奮鬥的人。我的嘗試都很不完美，有時候有幾個禮拜我一字中文都不看，東西看了一半就不看了。坐捷運會用手機看，可是累了也就停下來了。就算這樣，我還能體驗到很多我從未見識過的語言呈現，透過台灣酷兒文學，網絡新聞和文章，雨傘運動的「抗爭女子」的聲音，西西和黃怡寫的故事。
在自己使用的語言裡，我能看出很多矛盾，關於殖民主義和權力，能動性和抵抗。例如，日文在台灣的文脈裡有殖民語言的歷史，但是受過日本研究學者的教育，我現在才能比較容易看得懂中文。
我是由於香港大學的殖民地特色，例如英文被設定為教學語言，還有強調「國際價值」的政策，才能來到這裡教「去殖民化」的思考。透過全球英語的威力，我才能在香港教反抗和希望的道理。課堂上一定要用英譯文本教中文文本真的很奇怪，不能在香港教香港文學也很奇怪。教授用難度很高的英文也一定會覺得很煩。不過，我們是由於英文才能這樣在這個教室裡相遇，我是靠英文才能來到香港見這裡的同學們。然後因為我來到香港，我才會如此用自己沒經驗過的方式教酷兒和女性主義上的連帶關係。
對我來說，語言絕不是什麼理所當然的東西，它是要不停地爭取的，是必須超越私利或自我，用許多方式盡一切努力才能找出來的。要提高我的日文和中文能力，開始學韓文和粵語，是我表達誠意的方式。這樣做的意義就是，雖然我可以選擇只在英文的世界裡生活，這絕不是唯一的世界。要與自己語言上的不完整生存就等於永遠在意識的邊緣經歷多種的世界，永遠渴望能對它們全部都做見證。然後這些世界對我來說已經是無法代替的，我是不能沒有它們的。
在香港能講，能看得懂中文，我小時候叫「國語」，而在香港周圍都叫「普通話」的這個語言，也很重要。因為身為一個美國來的expat（就是說一個外籍人士），這也不是理所當然的。在香港講中文，我都會忍不住內疚，感覺到自己在參與一種語言被剝奪的暴力。但是，就是因為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我才不能袖手旁觀，不能忽視在香港發生的一切。就是因為我講中文，講人家指的普通話，我才看得懂香港人寫的話。就算粵語沒有努力地學，還是比一些別的人學得快。*因為我是一個愛文學和語言的酷兒，女性主義者，這一切都非同小可。我能想像，如果我能學會更會讀，更會聽，我在香港見識到的世界也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充滿驚異。
然後如果我能更熟悉香港，就算我有一天離開，我還能為香港做更多，能找出語言讓更多世界裡的人多認識香港，認識香港的故事。就算我現在為香港心碎，還知道心會一次又一次碎，我總是選擇愛得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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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常常感到前途無望，在我心目中，文學的存在變得越來越珍貴。可是很多時候，我自己沒辦法讀文學。在新的系所教全新的課，我不停尋找最適合的言語能和學生產生共鳴。這個任務完成了，自己只剩下一種空虛感，不願意感受到更多，還認為文學對我的要求太高。書寫的時候，我也沒有好好地做日本研究，因為我只能寫出關於香港或是自己在香港體驗的某一些細節。幾乎每一句都充滿我的悲傷，或是我為別人的悲痛感到的痛楚。這段時間，我也必須學會恆久忍耐，需要理解再過了一陣子我也許會比較可靠，然後到時候，這些文本一定會在等著和我相遇。
黃怡的短篇小說集《擠迫之城的戀愛方法》是2019年之初開始連載的。她在後記裡寫道，每兩星期要交一篇小說幫了她度過這個非常困難的時期。香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西西的作品，別的文學提供給她一種療癒的空間。看了她寫的這幾句話，我發現當時我在努力地教學，看書，書寫，黃怡也一樣在香港的某一個角落看書，書寫。因為我很清楚自己的文章是多麼辛苦地寫出來的，我也會考慮到她的作品是多麼努力地產生的，她為香港寫的這封情書是多麼驚人的一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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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怡的書充滿很多很小，很小的故事關於在擠迫的城市裡如何談戀愛。它描述去海邊的戀人，買地毯的戀人，外遇，長距離戀愛，死亡和失落，家庭暴力和性暴力，穿越國籍和國境的愛情，發生在香港困頓之時的愛。大家這禮拜看的小說〈恆久忍耐〉是關於戀人之間的距離和分離，妳和她的距離很微小卻非常遙遠，妳可是多麼的，多麼的想碰觸她的那種感覺。
那中文、粵語和英語之間的距離、香港和台灣的距離、我和學生的距離、還有我和香港的距離又算是什麼呢？如果不是講一個人，是講一個城市，那又怎麼樣呢？一個人的愛是什麼時候才算數呢？對expat，少數民族，中國人，非粵語使用者來說，想要愛香港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原本打算下半輩子住香港，來到香港之前就已經決定要愛香港。2020年7月來到這裡，我是永遠無法認識之前的另一個香港。我想知道，你能不能愛一個已經在消失中的地方，愛已經消失的很多東西，如果你來到這裡是想要面對它，面對還有做見證對它遭遇的一切，卻心裡已經知道你有一天可能會選擇離別。
感謝大家的聆聽 。︎